孙郁:鲁迅与高尔基,在扭曲的时空里

时间:2016-10-17 17:36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孙郁
现代以来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接近的。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鲁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神状态与高尔基在1905年前后的精神状态很像。而他所阅读的许多高尔基的文字也恰是1905年前后创作的。那时候的俄国工人运动兴起,沙皇对知识分子的牵制很多。高尔基

    现代以来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接近的。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鲁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神状态与高尔基在1905年前后的精神状态很像。而他所阅读的许多高尔基的文字也恰是1905年前后创作的。那时候的俄国工人运动兴起,沙皇对知识分子的牵制很多。高尔基是欣赏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选择的。因为他觉得变革才能解决问题,妥协大概是一个问题。在高尔基的眼里布满各类矛盾,宗教间的矛盾,民族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那时候高尔基认为,摧毁旧的世界,只是时间的问题。

孙郁:鲁迅与高尔基,在扭曲的时空里

高尔基,图源网络

他在给自己的妻子的信中说:

反社会,反人民的官僚

制度的阴谋政治,导致了血流成河、尸骸堆山的灾难。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阴谋政治最终必将摧毁官僚制度本身。(1)

我们联想起鲁迅与许广平通信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判断,是多么近似。在这里,他们都是那个社会的叛徒,乃直面现实的革新派。高尔基的左转,有一个周边环境的影响,直接与革命的领导者发生联系。鲁迅还只在黑暗中摸索,即使加入左联,依然与党的政治核心有一定距离。道义上的亲近与组织上的亲近不同,高尔基与政党政治的深入关系,鲁迅是无法做到的。

鲁迅与高尔基,都曾走过激进的路

如果说,鲁迅对革命的理解还是模糊的,靠的是对国外经验的瞭望,那么高尔基则基于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很自信地以为,俄国担当了拓展新的空间的实验者。高尔基在俄国社会最激烈的冲突的时期,曾在欧洲和美国小住。他知道俄国与世界的距离,但欧美的金钱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存在,窒息了人民的生活。他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了李普克内西和考茨基,被他们的革命言论所吸引,意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但德国的革命能否起来,还不好预料,而俄国的革命是必然的:

我觉得,从现在起俄国将要变成世界的实验田了。在这块试验田将播下世界上一切思想的种子,它会生出茁壮的幼芽。俄国人的灵魂是充满生气和富有成果的。(2)

这样自信的文字,是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国度的知识分子才有的存在。1906年,在国外准备写作《母亲》的时候,他给妻子的信说:

应当告诉你——我在此刻明白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明白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是一个革命者。我只是在争取成为这样一个人。那些我们习惯认为是革命者的人,——只是改良主义者。革命概念本身——需要进一步深化。这是能够做到的!(3)

这是高尔基从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世界走向激进世界的象征。鲁迅在与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交锋的时候,也走向了激进的路。他们之间的相似的存在实际隐含着俄国与中国社会共同的命运。

高尔基形容自己是一个流浪汉,思想未尝没有浪漫的遗存。他承认自己不断被不满所情绪驱使,而且在“忧郁地寻找着什么”(4)。恰是这忧郁的气质,吸引了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流浪汉作家的身上,看到了唐·吉诃德式的伟岸的精神。这最终也成了布尔什维克文化的一种资源。俄国革命的隆隆炮声,其实是夹杂着高尔基式的智慧的。

“高尔基热”,鲁迅是关键的推手

鲁迅在译介高尔基的作品时,感受到了一种汩汩不息的生命的激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高尔基热里面,鲁迅的作用非他人可以代替。他指导的木刻家,就画过高尔基的画像,在文坛流布着。除了亲自翻译其作品外,还搜集大量与高尔基相关的资料。比如对高尔基作品的插图的整理出版,可以看出内心的喜爱。

1934年,他得到了高尔基《母亲》的插图,颇为兴奋,遂有了流布它们的渴望。后来,几经周折,木刻集终于出版了。鲁迅在为《〈母亲〉木刻十四幅画》写的序中说: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先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在那边,倒已经看不见这情形,成为陈迹了。

这十四幅木刻,是装饰着近年的新印本的。刻者亚历克舍夫,是一个刚才三十岁的青年,虽然技术还未能说是十分纯熟,然而生动,有力,活现了全书的神采。便是没有读过小说的人,不也在这里看见了黑暗的政治和奋斗的大众吗?(5)

《母亲》的中文翻译,和木刻插图的介绍,对左翼作家都是件大事。高尔基的价值是超越于文坛的。对于小说家、剧作家、画家的启示颇为持久。

在鲁迅看来,新的知识阶级,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假的知识分子在欺骗着人民。中国需要高尔基式的作家,但我们没有那样的土壤。在鲁迅意识里,高尔基把人类美好的文化遗产和新的阶级的精神趋向融在一体,要达到他那样的高度,国人还要走漫长的路。

《母亲》的木刻整体上有一股雄浑的气韵。灰暗里的不幸和反抗者的坚毅的目光照射着人们。俄国的不幸与希望都在画面里以爱意的方式出现。那里已全没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内心的独白的紧张,而是社会的改造的冲动,即从围墙里冲出的血腥。在这里,鲁迅看到了旧俄作家所没有的存在:底层人的反抗已经和一种自觉的哲学理念在一起了。而且那实践的大同的渴念,在旧式文人的文本哪里可以找到呢?

高尔基背后的复杂性,鲁迅知之甚少

三十年代的中国,不同的知识群落对高尔基的接收是不同的,即便是左翼阵营,认识俄国革命的角度也各自有别。

鲁迅阅读高尔基的文本,感染了一种道义上的情绪。在高尔基的背后,不都是革命理念的问题,而是精神的深度与艺术的精湛表达的统一的问题。美的人生与美的艺术之梦,可以开启自由世界的门。高尔基已经敲开并走出了那一扇门。鲁迅觉得,中国的门还在关着。唯有出现一批俄国式的有良知的作家,文化才会出现另类的光泽。但是这样的路,对于国人来说还是漫长的。

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左翼作家的主流依然是从旧营垒走出的知识分子,工农作家在精神的高度上,从来没有像高尔基那样有广泛的辐射力。中国的工农文学话语场里只诞生了赵树理、马烽这样的人物,在底层成长的作家中,能够提供思想资源的人,还是太少了。

但是,高尔基背后的复杂性是什么,鲁迅知之甚少。高尔基给了他许多错觉,以致影响了对于苏联的判断。这位俄国作家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对于苏维埃的批评是严厉的,后来出国定居。1929年归国后,斯大林给了他很高的礼遇。苏联对高尔基的热情,使鲁迅感受到这个国度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天真的鲁迅不知道,在这场热闹的背后,有十分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金雁在《倒转红轮》一书中写道:

这时,苏联国内正在大规模展开“清洗运动”,高尔基已经被内定为“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者”,国家安全局的卢比杨卡设立了高尔基“特别专案卷”。这时,很多人希望身在伊达利的高尔基能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以他那犀利的笔发出“正义的怒吼”,为反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出人意料的是,高尔基自投罗网,甘心成为了“斯大林的玩偶”。(6)

高尔基晚年的转变,鲁迅为何没有看到?

高尔基的转变,在中国人眼里是模糊的,人们甚至无法理清早期的他与晚期的他的区别。因为一切都在进步的旗帜下。高尔基革命性的要求和后来的政党文化理念的表达,在中国左翼作家那里是同一个存在,似乎没有区别。金雁指出:

回国后的高尔基不但与十月革命前的高尔基有很大区别,就是与20年代的高尔基也有了很大的区别。19世纪,高尔基在为文学的“独立精神”呐喊时,不止一次地提出“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到20世纪初,他又进一地把自己的思想完善为步提出“艺术脱离政治”的原则。到30年代,尤其是他回国建立起“苏联作家协会”以后,高尔基的口号发生了反向的变化:“艺术思想政治化”。(7)

这“艺术思想政治化”,就是政党化。高尔基已经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合拍了。鲁迅所不懂的恰是政党文化的机制,他还把苏联文坛想象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时期的样子。

另一方面,鲁迅是据中国知识界的需要而理解高尔基和苏联,中间有许多模糊地带。不过,即便是政党文化存在问题,中国的左翼作家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比如,俄国政党文化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于中国是急需引用的思想武器,在一般文人那里,没有来自政党理论的力度和可操作性。

再比如,高尔基批评超阶级的审美,也适用中国的国情。三十年代的中国,统治者的压迫造成多重悲剧,如果不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可能把矛盾简单化。不过,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般是反抗压迫的人们的思想武器,对于被奴役的人而言,讲阶级性乃获得一种解放的思想利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被压迫者获得权力,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思想处理一切问题,则会消灭精神的多样性,成为文化的排他主义。

鲁迅没有也来不及从取得权力的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于他来说,高尔基的思想没有多少问题,因为那些话语对于中国是不可多得的参照。

从这种错位性里所产生的正当性,百年来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读书界。八十年代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想象,也与三十年代左翼青年对苏联的想象一样,是据自己的需要而摄取营养,没有看到西方的正当性所隐含的本土的不正当性的暗区。

陈独秀在晚年意识到盲目引用苏联理论的危险性,他们对其间的复杂性的思考是由血的代价换取的。所以,如果在政党文化的层面考虑俄苏传统,可能与从知识分子的话题里讨论之所得的结论不同。而政党文化背后的力量感,对于鲁迅来说是一种陌生而奇异的存在。他看到了列宁、瞿秋白的冲击力,有欣赏的地方,但那背后的杀伤力,是没有亲历者所难以感受到的。

鲁迅与高尔基,都有着不和适宜的尴尬

高尔基、鲁迅在不同国度里获得的声誉,自然与政治有关。他们都是因了自己的思想的丰富和艺术的精湛而被吸引到政治话语之中的。他们生前的状况值得深思,前者被执政党所用,扭曲的精神也自然出来;后者成为在野党的精神资源,某些精神得以过度的放大。

不过,他们共同的地方,是在某一时段里,都具有不合时宜的尴尬,即精神资源里存在着流行思想无法接受的部分。这构成了存在的复杂性。

在他们身后,一部分思想被不断阐释,一部分被悬置起来。不同群落对于他们的解释是含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于,一个异于他们的话语方式,左右着对他们的叙述,他们内心深处的草根左翼的倾向,与政党政治之间的不同,导致了后世的读者读解时的歧义。倘若我们撇开罩在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的光环,可以发现他们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精神逻辑。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时候,或者改变世界,或者被世界改变。不幸的是,在他们身后,一个强大的、外在于他们的叙述逻辑,常常覆盖了他们的遗产。我们阅读他们的原文得到的感觉,和阅读文学史的文本的感觉,有着诸多的不同。清理罩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尘埃,也是今人的一项任务。
(责任编辑:桂华生)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鄂ICP备13003087号-1】
关于我们 | 广告服务 | 网站地图 | 豁免条款 | 技术支持:今日随州网
版权所有:今日文化传媒 广告、服务热线QQ:654925139
本站由今日文化版权所有,未经本站书面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